法律人工智能的接近正義面向

2020-03-16 03:22:46 理論與現代化 2020年1期

李菲

摘 ?要:我國當前的法律信息公共供給建設已遇瓶頸,面對瓶頸,應當強化法律人工智能對于接近正義的推動作用,從公民需求出發,借助人工智能在信息整合與輸出方面的強大優勢,優化現有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尤其是法律信息的公共供給。意大利早在21世紀初即引入新興理論——法律本體論,對法律信息公共供給進行了相關探索。法律本體論在信息智能化方面具有較大優勢,將此方法引入公共法律信息供給,能夠有效滿足公民日益增長的對于法律信息的需求。

關鍵詞:法律人工智能;接近正義;本體論;法律信息

中圖分類號:D925.2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3-1502(2020)01-0056-12

正義是法律理論中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一切的法律制度都以實現正義為終極目標。通說認為,法律人工智能在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正義方面具有有利影響,因此,司法和人工智能的結合是我國法律人工智能發展的重點與熱點。但是,人工智能的“概率正義”如何與司法要求的個案正義平衡?將本該由法官在思維中決定的事項具象化到給定的界面中,將抽象的思考具體化為一種實在的勾選,這是否是一種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的方法?這些問題的答案目前都尚存疑問。既然司法與人工智能的結合暫時未有較大突破,何不轉變思路,另擇切入點?正義的內涵遠不止司法正義一項內容,正義也絕不單單通過司法才得以實現。實際上,人工智能對實現正義的促進作用不僅可以通過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得以實現,也可以通過提高當事人的法律“裝備”來實現。本文將以公共法律信息供給作為切入點,用以論證法律人工智能在促進接近正義方面的作用,并且借鑒意大利的相關經驗,引入法律本體論的理論概念,提出我國通過創建法律本體提高法律信息供給質量的宏觀構想。

一、現狀:我國法律信息公共供給之問題

法律信息①供給是現代政府的一項義務,屬于一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②的一部分,法律信息供給包括向公民提供法律法規信息、法律服務信息、糾紛調解信息等內容,其中,法律法規信息供給是最普遍、最基礎的內容。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蓋城鄉、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目前已取得的成果有: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工作站、工作室、村(居)法律顧問已經基本實現全面覆蓋;12348 熱線電話覆蓋城鄉,大部分省份實現了24小時不間斷服務;中國法律服務網不斷增加新功能[1] 。

但是,在成果之外,其中存在的問題更應該得到關注,具體而言,我國當前的法律信息供給建設主要包括現實與虛擬兩條同步路徑。在現實路徑層面,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專業法律服務人才不足、政府投入資金存在缺口以及公共法律服務質量存在地區差異等問題。以杭州市為例,2016年,杭州市司法局印發《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務產品目錄(第一批)》,旨在形成內容豐富的公共法律服務產品供給機制,其內容涉及法律援助、法律服務、人民調解、法制宣傳四大類,共27項服務項目,每一項目均明確服務對象、提供主題、服務流程等內容③。2018年,杭州市司法局又公布《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務產品標準》,以“服務主體的專業性”“服務內容的實用性”“服務管理的規范性”“服務過程的高效性”“服務態度的滿意度”五大標準作為衡量公共法律服務質量的標尺④。杭州市大力推動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法律需求的決心與行動值得肯定,但是不得不指出,仍有部分問題存在于杭州現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之中。

其一,隨著社會的發展,群眾的法律需求不斷增加,這要求公共法律服務的業務種類應當隨之增加或更新,但是此種以“文件”推進的行動必然要求一定的穩定性,由此造成現有服務供給無法及時跟上群眾需求發展的步伐。其二,作為一種政務服務,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建設還未實現跨部門、跨地區的信息共享與交流,“信息孤島”現象仍存。人口流動頻繁、社會經濟活動多樣的社會對于信息共享的要求極高,其中又尤以公共服務信息的共享為重。其三,管理組織機構與人才的相對缺乏仍舊不可避免。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的建設由杭州市司法局牽頭,司法局相關處室、律師協會、法律援助中心、市醫療糾紛調委會等實體入駐。公共法律服務的不同平臺由不同的實體負責管理,導致職責分散、效率不高。

在虛擬路徑層面,存在的問題是公共法律服務建設與科技手段的結合仍處于低層次、低水平階段,導致產出成果實效不高。利用科技創新手段提高公共法律服務水平是我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重點之一,《關于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第十八條也提出要“推動公共法律服務與科技創新手段深度融合,著力打造智慧法律服務……研發深度學習、智能交互技術,推廣應用智能法律服務技術,以精準公共法律服務支撐技術與裝備研究為突破,通過人群精準分類,動態評估不同人群的法律需求。研制關鍵系統和新型裝備,研發面向億級用戶、處理海量數據的高效公共法律服務平臺”。

對此,浙江省同樣進行了探索,浙江省構筑了全方位網上法律咨詢服務,由在線咨詢、智能咨詢、視頻咨詢三部分組成。其中,智能咨詢應用IBM人工智能技術,通過自然語言識別、智能問答庫、法律知識圖譜等核心模塊,為公眾提供全天候人工智能解答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法律服務網所提供的網上法律咨詢服務中,在線咨詢與視頻咨詢是建設的重點。也就是說,人對人的直接交流仍舊是法律咨詢服務的主要方式,智能咨詢只是一種補充性手段,以人力供給法律信息仍舊是一種傳統的、低效的手段,就算補充性地提供所謂的智能咨詢,仍舊難稱其為“智慧法律服務”,也談不上是“高效公共法律服務平臺”。

二、轉向:法律人工智能的接近正義面向

(一)接近正義理念

接近正義(access to justice)是指弱勢主體在權利受到侵害時,為避免侵害,以合法方式,通過接近法院、律師、行政機關等組織或個人而獲得相應資源以消除對其不利的因素,從而救濟權利或避免權利受到侵害。平等理論是接近正義的理論基礎之一,《世界人權宣言》表明,每個人都可以針對他所在的國家,提出某種有關基本權利的學說,平等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弱者應當像強者那樣便捷、有效地接近正義[2]。接近正義是一種提倡弱者應當享有優待的理論,雖然《憲法》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平等,為了實現平等,就應當給予弱者一些優待,否則與強者相比,他們將離正義更遠一些。

弱者無法接近正義的原因是系統性的,包括立法、司法、執法以及法律監督,也包括獲知法律信息及非訴訟方面[3]。在訴訟中,獲知信息的多少決定著當事人對訴訟的參與程度,也決定著當事人對訴訟過程、訴訟結果的接受度與認可度。所謂信息,既包括案件信息、涉案個人信息、審判信息等,也包括與本案相關的法律法規。若公民能夠及時獲知豐富有效的法律信息,一定程度上便能夠減少法律爭議的發生,從源頭減少當今法院面臨的案多人少的矛盾。例如,若一個公民能夠以簡易的方式查詢到與借款合同相關的法律規定、對法律法規的解釋以及一些普適性的風險提醒,就能夠使公民在簽訂合同前、在訴訟前,充分了解可能適用的法律規定以及自身面臨的風險。

既然意圖發展法律人工智能,就應當在推動司法智能化建設的同時,利用人工智能壯大當事人的力量。因為,實現正義是一個互動過程,所謂互動就是指當事人與法官在互動中共同推進訴訟,共同追求正義。然而,政府在推進法律人工智能建設時,過度強調當事人與法院的對立,并未重視雙方之間的合作特性。如果僅提高司法的智能化水平,當事人的法律參與水平將無法與司法的智能化水平匹配,不充分的參與帶來的必定不是足以令人信服的結果。此外,在司法與當事人兩方的強弱之分以外,當事人內部也存在強弱的區別。擁有較強經濟實力、較強文化水平的當事人總是擁有較大的幾率接近正義,反之,經濟實力不強、文化水平不強的當事人則相反。因此,為了實現司法定分止爭的功能,也為了保障司法公信力,有必要在建設智慧司法的同時利用人工智能幫助當事人接近正義。

(二)法律信息公共供給促進接近正義的國際共識

在國際層面,法律信息供給對于接近正義的促進作用早已成為共識。自20世紀90年代網絡興起之后,通過網絡自由獲取法律信息就成為了一項公民權利,該權利對于促進公民接近正義具有積極作用,對該權利的保護成為各國政府的責任。所謂“通過網絡自由獲取法律信息”,不僅強調公民能夠以免費、簡便的方式在網絡上獲得官方法律信息,也強調政府在保障公民通過網絡有效、充分獲取法律信息方面的責任。

過去,法律信息供給當時并未被認為是一種政府責任,獲取法律信息也不是一種公民權利。公民獲取法律信息的方式較為單一,且并非所有公民均能獲得法律信息。最初,法律信息供給的方式是轉印或復印,政府持有法律信息原本,公民若需要獲取相關信息,則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請或索取,而后便會獲得法律信息的轉印本。之后,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通過電話撥號靈活、簡便獲取法律信息的手段,但是此種方式并非免費提供,通過電話撥號獲取法律信息的價格在100—800美金不等[4]。由此,只有法律專業人士或是經濟條件優越的人才能自由地獲取法律信息,而普通公民則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獲取法律信息。獲取法律信息的困難性與高成本使公民無法及時獲知相關的法律信息,當自身面臨法律問題時,無法及時了解與己相關的法律信息,在訴訟中,也無法充分地“武裝”自己,與對方對抗,由此導致的問題就是公民接近正義的機會極小。

1992年,康奈爾大學的兩位學者創建了一個面向非法律專業人士的網絡接口,使公民能夠通過網絡獲取一些法律資料,這是世界范圍內第一個面向公眾的免費法律信息供給項目。更為成熟的關于通過網絡供給法律信息的實踐來自于澳大利亞,1999年,澳大利亞法律信息研究所與兩所大學合作,建立了包括全國九個司法管轄區的判例、立法及協定等內容的數據庫,構建了一個綜合性的、全國普適的法律信息獲取系統。截至2012年,該系統依托的數據庫已超過500個。澳大利亞是第一個提出國家負有法律信息供給義務的國家。澳大利亞法律信息研究所提出,在法律信息供給中,國家負有五項義務:第一,應當供給完善的法律信息,除了法律信息本身外,也應供給對法律信息的修改及標注;第二,應當供給具有權威性、官方性的法律信息;第三,應當以最佳傳播方式供給法律信息,在當前,最佳傳播方式即一切計算機化、智能化的方式;第四,應當使公民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法律信息;第五,應當允許第三方再利用法律信息[4]10。2002年,加拿大蒙特利爾組織了自由獲取法律信息運動,起草了《自由獲取法律信息宣言》(Declaration on Free Access to Law),該宣言吸收了澳大利亞法律信息研究所之主張的精神,加入自由獲取法律信息運動的50多個國家均贊同該宣言⑥。

由此可見,在國際層面,獲得法律信息是一項公民權利,相應地,提供法律信息是政府的義務,同時,公民能否以簡便的方式獲得質與量俱佳的法律信息與公民能否接近正義息息相關。

(三)人工智能與法律信息供給的高耦合度

之所以說人工智能是破題之道,原因在于人工智能與法律信息整合及輸出的高耦合度。人民群眾對法律信息的需求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提高,當下,人們需要的不再是簡單的法律規定或法律服務指引,公民對獲知信息的條理性與邏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對于信息的強大處理能力與人民群眾的需求不謀而合,這決定了將它作用于法律信息供給的巨大潛力,二者的結合使公民能夠以最簡易、最普遍、最專業的方式接近正義。

公共法律服務之首要宗旨就是為公民提供其所需的法律信息,從過去到現在,公民對于法律信息的需求經歷了由低到高的過程,面對公民實際需求的轉變,采取傳統方式供給法律信息的手段不再奏效,有必要引進新興工具,轉變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路徑。在法治水平低的時期,公民對于法律信息的需求頗低,甚至不需要知曉具體內容,僅需要被告知結果;而今,復雜的社會生活使公民不僅需要獲知法律信息,人們還對法律信息的內涵、邏輯以及可知曉性等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于公民對法律信息的獲知由被動開始轉為主動:在互聯網發展程度較低的階段,法律信息的傳播途徑主要為大眾傳播媒體,人們通過電視、廣播與宣傳欄被動地了解信息;如今,互聯網的普及使信息傳播渠道不斷下沉,人們越來越易于接觸或知曉法律信息。然而,盡管信息的傳播途徑得到了擴展,信息的質量卻沒有得到同步提升。信息傳播渠道下沉帶來的是信息爆炸,如何向民眾提供清晰可用的法律信息應當成為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一個重點。

選擇法律信息供給作為促進人工智能接近正義的切入點,主要出于人工智能對于信息整合與輸出的絕對優勢。在人工智能的語境下,法律信息可以被理解為數據,這些數據包括不同種類的子數據,譬如法律規定作為一種法律信息,包括法律、司法解釋等子數據。人工智能與信息的結合可以產出不同的智能化成果,本文所闡述的法律信息供給智能化則是其中的一種。法律信息體量之龐雜、體系之復雜以及術語之艱澀,決定了僅憑人力來供給法律信息是不可能的事,而公民對于法律信息的需求已經越來越高,人工智能在整合信息資源、形塑信息供給邏輯以及迅捷輸出信息方面的顯著優勢不該再被忽略,因此,人工智能應當成為新時代下完善法律信息公共供給的不二途徑。

三、未來:AI助力法律信息供給之路徑

(一)目前通用路徑的局限

法律信息智能化供給最終要通過特定的人工智能產品得以實現,重點不在于由何產品呈現,而在于構建法律信息智能化供給的路徑。當前,構建人工智能產品的通用路徑為:首先預設一定的邏輯,以此邏輯搭建模型,而后向模型中的要素灌進數據,經過機器學習不斷完善模型,最后將此模型定型,成為一個產品。以此路徑來實現法律信息產出智能化并非不可,但該路徑還存在一些不周密之處,可能導致最終成型的產品利用率不高或適用范圍受限。從目前已成型的法律人工智能成果來看,“知識圖譜構建——要素提取——模型訓練——結果成型”的技術路線基本不變,要回答此種路線是否完備、緣何受阻的問題,就要從此路線的起始開始研究。

法律知識圖譜是人工智能在法律領域開始運用的開端,知識圖譜構建是指法律專家通過對法律法規、司法觀點、案例數據等法律知識進行模塊化處理,建立結構化法律知識庫,用可視化的圖譜方式描繪法律主體、客體、法律關系以及各種主觀、客觀要件,裁判規則的概念層次和邏輯推理關系的活動[5]。從當前法律人工智能的實踐主體、應用范圍來看,知識圖譜構建存在的問題主要為圖譜專業化程度不一以及圖譜構建邏輯不定。首先,知識圖譜的構建應當由法律專業人士進行,然而,法律專業人士內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專業水平上的差距。具有豐富經驗的法官或學者是最好的專業人士,但在現實中,參與或主導知識圖譜構建的卻往往不是法律專家,導致知識圖譜的水平參差不齊,以水平較低的知識圖譜作為邏輯參照搭建出來的模型,其科學性自然會受到質疑。其次,知識圖譜的構建要遵循一定的邏輯,如果邏輯不一,那么法律人工智能產品的適用范圍就會大受限制。目前的知識圖譜構建多依賴于人工,這種頂層設計的工作交由人的智慧完成并無不妥,但是在法律人工智能行業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的形勢下,不同公司出品的產品可能針對不同的法律適用領域,以產品為目標而搭建的知識圖譜自然也各有不同,這導致多數法律人工智能產品僅能在較小的范圍內適用。分工帶來的可能是高效,也可能是無效,以不嚴謹、不專業的邏輯搭建的產品是否能夠在其選定的領域收到預想的實效是一個問題。

(二)意大利路徑:法律本體論的引入

1.法律本體論

要把人工智能與以政府為主體推進的公共法律服務建設結合起來,需要破除當下人工智能設計與法理邏輯脫節的難題,同時,還要構建更為頂層的知識邏輯。引入法律本體論,將其作為推進法律信息智能化的理論工具,以其理論要求構建適用面廣、可共享的知識邏輯,較之目前通行的邏輯更為科學。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的知識圖譜構建存在一定缺陷,也并未探索頂層知識圖譜構建,而國外對法律人工智能的研究起步早,目前已形成了豐富的理論與成果,故本文將目光轉向國外,對法律本體論加以研究,同時對國外的相關實踐進行評析。

本體(Ontology)原本是一個哲學概念,在《牛津大辭典》中,Ontology被定義為:形而上學的一個分支,它處理有關于存在之本質(the nature of being)的問題[6]。本體論在1986年被引入計算機領域,隨后便在人工智能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目前學界較為認可的關于本體論的定義由學者Studer提出:本體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確的形式化規范說明[7]。Studer等學者認為,本體應當有以下特征:第一,本體應當是明確的,所謂明確,即“被引用的概念所屬的上位類與在使用此概念時的限制條件應預先得到明確的定義和說明”。第二,本體是形式化的,即本體應當具有機器可讀性。第三,本體是共享的,在一個本體中,知識所表達的觀念、觀點應當為整個群體所接收。第四,本體是概念化的,它本身就應當是一個概念體系[8]。

法律本體的研究源于人工智能技術與法律的結合,電子政務與法律信息化建設的需求也是法律本體研究的重要助推力。從HYPO系統[9]到由Haft、Jones和Wetter發展出來的法律專家系統[10],這些系統都希望以自然語言對話方式實現機器與人之間的溝通,因此,這些系統勢必要架構在其他的系統上,例如自然語言解析器等,它們也都需要一個龐大的知識庫作為基礎。但是,由于這些系統在知識庫的問題上易遇到瓶頸,這就迫使研究者們必須對這些知識庫系統的基底進行更深刻的反省,人工智能領域的本體論與這一想法便不謀而合。

法律本體論的獨特優勢在于其共享、互操作以及重用等方面,它使法律信息的智能化輸出得以實現,能夠明顯提升以供給信息為要旨的公共法律服務的質量。前文已述,公民對法律信息獲知的要求較高,傳統的法律信息供給方式并不能較好地滿足公民需求,即使如杭州市在建設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時強調“互聯網+公共法律服務”,其具體方式仍舊是機械的、死板的,所采取的方式類似于信息電子化,而非信息智能化。而法律本體論在建構頂層知識邏輯結構方面具有強大的優勢,能夠系統地實現法律信息供給的智能化?;诒倔w構建法律知識表達邏輯的優勢有:第一,法律本體以概念為基礎的表達方式適合法律知識的表達。本體能夠以清晰的形式化語言描述概念,通過分析概念之間的關系來覆蓋領域知識。第二,本體豐富的語義信息,可以充分表達法律概念的涵義。第三,本體概念具有層級關系,與本體規則結合后即可模擬法律推理。與基于規則的推理相比,本體不受有限規則的約束,可以完成更為復雜更符合實際的推理。第四,本體與模型相分離,具有一定穩定性與獨立性。法律信息具有動態性,在信息變更的情況下只需隨之更新本體即可,無需調整模型。第五,法律本體可以共享。所謂共享,即知識的重用,以本體方式表達的法律知識可以在不同的項目中重用[8]34。

任何法律本體都包括概念(concept)、規則(Axiom)以及關系(relation)三個要素,這是法律本體的基本構成要素。概念也稱為術語或類,概念的涵蓋范圍決定一個本體的應用范圍。規則是一種不證自明的推理,用于定義概念并對概念指定規則進行約束。關系用以表示概念間的關系,包括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概念與實例的關系或屬性關系等。

法律本體方法與目前通用的知識圖譜構建路徑存在一定聯系,本體方法更為抽象,更能涵攝全領域知識。兩個方法的起始思路都是相同的:選擇某一領域內的必要實體,定義實體之間的關系,而后建立一個模型。只不過,法律本體方法從整個法律知識領域或者部門法律領域出發,而目前的知識圖譜構建則抽取更為具體的某一子領域進行知識表達結構的構建。法律本體方法還注重對要素之間的關系進行定義,通過理論確定的關系,它便能夠進行“智能化”的推理。二者相比,自然是更為頂層的法律本體方法適用范圍更廣、專業水平更高,在實踐中也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2.意大利路徑

雖然我國目前還未出現以法律本體論為指導構建而成的法律本體,但是不少國家已經建立了一些法律通用本體,譬如McCarty建立的LLD本體,荷蘭萊布尼茨法律中心開發的FOlaw系統、LRI-CORE法律本體以及LKIF核心本體[11],它們或應用在刑事審判領域,或應用在交通法領域,但是面向用戶幾乎都為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人。故本文選擇以意大利的Norme in rete項目為研究對象,該項目面向的是并無法律知識的普通公民。

1999年,為了改變法律信息碎片式傳播的現狀,進一步標準化法律信息傳播路徑,意大利政府開始了Norme in rete項目,項目參與方包括眾議院、參議院、司法部以及計算機科學管理局,項目名意為“Law in the net” [12]。意大利政府意識到,通過網絡傳播的法律信息多呈碎片化,此外,公民接觸法律的渠道過窄,即使可以通過網絡搜尋法律信息,沒有法律知識儲備的公民也很難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搜索意圖,同時,公民以日常語言而非專業性詞語進行的搜索往往使其難以獲取正確信息。針對這一問題,意大利政府決定通過一個單一且簡易的用戶接口創建一個入口,使法律信息的網絡搜索得以全量化、智能化,這一“入口”必須具有公共性、官方性,以此為信息的權威性與正確性背書。

通過該項目構建的本體包括可以被分為兩類信息(結構性信息與功能性信息)的模塊數據結構、分為兩個粒度(整體與部分)的描述以及兩種用以結構化信息的數據模式[12]1333。構建項目本體的大致過程為:首先,建立文本元素與其所表達的意思之間的關系;其次,探索立法者的立法意圖,明確法律信息所涉及的主體、活動、行為等,而后建立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最后,定義本體中應有的實體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簡單來講,法律本體構建的過程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應當為法律領域的語義分析,第二步即用形式化的語言來描述已被定義的概念結構及其關系。需要指明的是,構建本體所選擇的上層概念應當盡可能普通,應當是能夠在各個領域適用的詞語,譬如主體、客體、事件等詞語,除了能夠在法律領域使用,也能夠在其他領域使用,而若換為法律主體、法律客體、法律活動等詞語,那么該本體的適用范圍和共享率就會受到限制,這類專業性較強的術語應當僅在下層本體中使用。

Norme in rete項目中構建的本體首先擁有一個頂層本體,用以涵蓋最基本的本體內容及其關系,比如行為、行為人等,其內部又分為“理想法律”(the ideal level of the legal)以及“現實世界”(the real level of the world/social world)兩個本體層級。整個本體通過本體內容與本體層級之間的不斷互動得以運作,本體層的法律就是符合法理、同時存在于現行法律規范之中的法律,它是抽象的法理規則通向現實世界的橋梁。該法律本體選擇了客體、主體等概念,客體(objects of law)包括現實社會中的客觀存在,主體(subjects of law)包括具有生物特征(或擬生物特征)的、真實存在的、能夠以特定的意圖進行法律活動的社會主體。除此之外,角色(role)、法律活動主體(agent)、事件(event)等概念也被涵蓋其中,其項下又細分了許多子概念,力圖使其涵蓋范圍盡可能地廣。對于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該本體定義了整體與部分、互斥、屬性等關系。

本文以實例展現利用法律本體構建法律檢索系統的成果(圖示如上)。智能法律問答是當前我國法律人工智能的開發重點之一,但是目前的問答實際上難稱智能,譬如,對于“《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內容是什么?”這樣的問題,現有的問答系統能夠快速輸出正確答案,但是,對于更進一步的問法,如“如何知道某一犯罪是否已過追訴時效期限”?這樣的問題,目前的問答系統很難給出正確答案。以本體方法構建法律信息檢索系統,定義法律信息的實體及實體間的關系后,就可通過本體實現計算機內部的自動推理,犯罪作為一種行為(action),屬于“現實世界”層級,而具體觸犯某罪的行為則是一種事件(event),它與時間(time)概念相聯系,犯罪追訴時效是一種規則(rule),它是一種在先適用(prior)的規則,即是說,追究犯罪時應首先判斷它是否已過追訴時效期限,若已超過,則后續法律規則便無需適用。通過這些預先設定的概念及其關系,即使用戶以日常語言的形式表述問題,機器也可以識別其中的關鍵,并通過推理得出答案,以上述例子來說,只要用戶說出了具體的犯罪與犯罪時間,系統就可通過本體推理出確切的答案。

當然,雖然意大利政府以本體方法建立法律信息檢索系統的成果頗豐,但是仍然存在需要經過進一步探索才能解決的問題。為了能夠盡可能通過智能系統回答查詢者的問題,需要不斷優化本體要素,進一步明確定義要素之間的關系。

四、構想:以本體方法智能化法律信息供給

目光轉向我國,雖然我國缺乏構建法律本體的實踐,但是理論界不乏有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了本體方法在法律人工智能方面的巨大潛力。黃都培針對司法實務信息中信息檢索的問題,提出了對于法律信息本體框架之建構的設想,設計了一套用于研究檢索原型系統的法律信息主題詞表查詢模板,并試制了法律信息語義檢索系統模型Law-Retrieval,對其原理及結構進行了闡述,為今后的法律信息組織、標識、檢索提供了可借鑒的理論和實踐依據[13]。武漢大學土地資源管理專業的博士趙忠君采用基于框架的概念性本體表示方法分解土地法律條文,并在規范推理的基礎上,探索了土地法律本體推理機制,最后建立實驗原型系統,初步實現基于本體的土地法律查詢和土地法律咨詢功能。盧明純提出基于法律本體構建法律知識庫,結合使用邏輯規則實現法律推理[14]。邢啟迪在通過法理學視角綜合分析我國法律領域各類資源的基礎上,創建了一個適合描述中國法律領域各類信息資源的法律本體——linkedlaw本體,進而為使用語義網技術組織和關聯我國法律領域的各類信息資源奠定基礎[15]。

本文無意探討應當如何構建適合我國法制體系的法律本體這一問題,原因在于此工作的工程量之巨大絕非一人可完成,本文僅通過對當前法律人工智能建設和法律信息供給的概況進行分析,引出法律本體論,將其引入法律專業學者的研究視野。故本文僅對以本體方法推動我國公共法律信息供給的建設提出一些宏觀設想,更為深入的問題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首先,推進法律本體構建之研究,將其應用于法律信息智能化供給的主體應當多元化,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為佳?!蛾P于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第二條“基本原則”提到,“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落實政府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主體責任,激發各類社會主體參與公共法律服務的積極性”。之所以強調政府主導,原因有二:第一,優化向公民供給法律信息的方式屬于一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一部分,是一國政府的義務,同時,法律信息應當具有官方性、權威性,為了保障公民能夠及時有效地獲得權威的法律信息,應當由政府推動開辟更優良的信息供給方式。第二,法律本體的構建是一項相當龐大的工程。它需要人工智能技術專業人士與法律專業人士共同參與,并且雙方均應當對對方的專業有一定的了解,此外,這些專業人士應當屬于具有較高專業水平的人員。在人工智能與法律以外,構建法律本體還需要對語義學、信息學技術有一定了解。來自官方的組織和統籌更易聚集足夠的專業人士來參與項目。強調社會參與的原因在于,競爭有利于激發社會主體參與推進法律信息公共供給的積極性,有利于避免單一主體供給信息可能導致的信息壟斷。前文所提到的《自由獲取法律信息宣言》中就有關于避免信息壟斷的表達,“自由獲取法律信息的內涵之一便是公民應免受信息壟斷之累,自由獲取法律信息”。澳大利亞法律信息研究所也提出,“最大化的競爭可以催生不同的產品,法律信息供給的多樣化最為符合公共利益” [4]6。

其次,構建法律本體的方法是多元的,具體應當采取何種方法與欲實現的目標有關,也與一國的法律體系有關。法律本體的構建可以基于案例,也可以基于法律規定,也可以兩者結合運用。舉例而言,荷蘭萊布尼茨法律中心創建的法律功能主體(FOLaw),創建該本體的目的在于使其可以重用各個法律細分領域公用的基礎內容,該本體以法律社會學為視角,以法理知識為基礎,闡述了法律推理過程中各類知識之間的依賴關系。在法律功能主體的基礎上構建的法律核心本體(LRI-Core)則更為具體,重用性更高,為了覆蓋法律概念,它將立法、法律實踐以及常識進行結合,以分屬于不同層次的常識概念和典型法律概念為要素創建本體。就法律信息公共供給這一目的而言,以法律規定為基底創建法律本體應當成為不二選擇,在以人工智能優化法律信息供給的語境下,更是應當重視法律法規的基礎地位[16]。同時,與案例相比,法律法規的邏輯、結構更加清晰,穩定性更強,從較為清晰的法律法規入手遇到的困難或許會更少。在本體的語義選擇和要素挑選方面,要從我國的法律體系出發。由于我國沒有構建法律本體的經驗,初次嘗試勢必要借鑒他國已有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法律本體的預設目標不同,采取的邏輯也不同,因此不可直接照搬現有成果,而應當對已完成的法律本體進行深入研究,探究其本體邏輯,尋找可資借鑒之處。

最后,構建法律本體并不是一種完美方法,只是一個較優選擇,在本體設計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阻礙。第一個阻礙在于語言,法律語言體系龐大,在本體構建的第一步,即語義分析中,需要首先明確哪些是必須的法律語言,哪些是非必須的。而后,考慮到本體的共享屬性,為了讓本體能夠重復使用,還應當明確哪些詞語是可共享使用的,哪些是不可共享使用的。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但卻恰恰是最難解答的兩個問題。這需要法律專家以法學理論為指導,結合語義學的知識,協力合作,完成語義分析工作。以萊布尼茨法律研究中心構建的法律功能主體為例,它確定了各類知識的相互關系,也說明了各類知識在法律推理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其中缺乏構成法律的、抽象的、核心的概念,所以法律功能主體并未從法律本身出發進行研究,它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本體,更多的是一種認知框架[8]74。要使法律本體具有重用性,同時使本體能夠在法律領域進行廣泛使用,就需要對其進行具體化研究,具體化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盡可能使本體覆蓋法律概念,同時又要使這些法律概念能夠與常識相對應。第二個阻礙來自法律領域存在爭議的根本問題。法律知識的基本組成模塊有哪些?要建立一個能被廣泛應用的本體,就應當對這個問題作出解答,在法學研究領域,不同的學者可以給出不同的答案,但是在法律人工智能這一強調應用性的領域,法律專家必須對此問題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

結語

法律人工智能在優化一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公共法律服務與公民接近正義具有密切關系。法律信息的供給是公共法律服務的重要內容,以人工智能在信息整合和輸出方面的絕對優勢為踏板,實現法律信息供給的智能化是提高公共法律服務水平的不二選擇。以法律本體論為理論工具,通過創建本體的方式整合法律信息,實現機器內部的推理,這是國際上法律人工智能建設的一個新趨向。創建法律本體是一項龐大的工程,過程中勢必要面臨許多理論與實踐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法律專業人士與人工智能專業人士進一步研究與探索。

注釋:

①法律信息內涵豐富,從最普遍意義的公共供給角度來看,全量法律法規的供給應當是公共法律服務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故本文所提到的“法律信息”也將在此意義上被闡述。

②公共法律服務是由行政機關統籌提供,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所必需的法律服務。

③《關于印發<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務產品目錄(第一批)>的通知》:http://sf.hangzhou.gov.cn/u/cms/www/201701/25101912uww7.pdf,杭州司法行政網,2019年8月16日訪問。

④《關于印發<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務產品標準(第一批)>的通知》:http://zjjcmspublic.oss-cn-hangzhou.aliyuncs.com/jcms_files/jcms1/web149/site/attach/0/7a981f19d6194999a91ba0b2fe9e69b8.pdf,杭州政府網,2019年8月26日訪問。

⑤《司法部全面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http://www.gov.cn/xinwen/2018-07/24/content_5308764.htm中國政府網,2019年11月20日訪問。

⑥Free Access to Law Movement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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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rovision of legal information in China has met a bottleneck. Faced with this bottleneck, we should change our direction, proceed from the needs of citizens, and optimize the existing public legal service system, especially the public supply of legal information, by virtue of the strong advantages of AI i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output.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taly has made relevant explora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achievements, it has introduced a new theory - Legal ontology. Legal ontology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the intelligent output of information. By creating ontology and apply it to the public legal information supply service, we can effectively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of citizens for legal inform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noumenon is huge. After the macro design ideas are determined, the internal problems still need further stud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law; approaching justice; ontology; legal information

責任編輯:左文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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